延安：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图为2022年9月18日，陕西延安，人们来到宝塔山下，感受延安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延安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汤涛撰写的《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0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一书，通过中国抗战面临的复杂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创造性发展、中国共产党理论构建趋于成熟、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责任以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等几个切入点，勾勒出1940年前后国内外时局和中国共产党付出的艰辛努力，将这些相关联的点连成线，由线构成面，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回答了中国的希望为什么在延安！

　　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

　　1940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年。面对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希望，坚守初心，沉着应对，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历史性发展：除人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外，随着对国内外形势的客观认识更加清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作了科学解答，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道路和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对建立理想的新中国有了更明确的规划，也对她的必然到来有了更坚定的信念与信心。

　　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究其根本，必有缘由。作者首先对1940年前后的国内外相关因素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梳理与研究。

　　1939年至1940年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修复和修筑了1780公里铁路、15600公里公路，并构筑了2740余个碉堡以及据点。1940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新建碉堡和据点总数比1939年增加4倍。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第四年之时，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加强“扫荡”与封锁，妄图不断“蚕食”和消灭敌后抗日力量。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重兵向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而在思想战线上，国民党顽固派也发出了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等疯狂叫嚣。

　　在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继续承担起拯救民族于水火的历史重任，带领中国人民无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充分发挥中流砥柱的历史作用，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人民、依靠人民，领导人民抗日武装，顽强战斗。长城内外，处处听到抗日救亡的怒吼，大江南北，时时可见人民军队奋勇杀敌的英姿。百团大战更是大大遏制了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暗流，以事实驳斥了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等恶意诬蔑，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人民军队的辉煌战绩面前，蒋介石也不得不致电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无数的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文化人士，跋涉千山万水，克服重重险阻，不断从四面八方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学政治、学军事、学科学技术、学艺术，迅速成长为方方面面的人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底，毛泽东对从前线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们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

　　宝塔山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当年，无数有志青年追寻着信仰之光，以宝塔山为指引来到延安。与宝塔山隔河相望的还有一座清凉山，是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新华广播电台和中央印刷厂等新闻出版单位的所在地。1940年春，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靠着工作人员改装旧汽车的引擎发电，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土窑洞里办起了播音室。这一年底，以“XNCR”为呼号的延安新华广播从窑洞中发出，红色的声音响彻在中国大地上，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各种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包括各种文艺形式也纷纷涌现，各呈异彩，通过各种方式赞颂与讴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和建设事业，这些都对推动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毅有诗云：“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在作者笔下，延安窑洞里凝聚着思想的力量。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壁黄土，心怀天下。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说：“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火，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有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940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演讲。这篇后来被修改补充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著名演讲，对“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世人瞩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解答，与《〈共产党人〉发刊词》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一起，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

　　1940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他指出：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了关于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宝库。

　　延安的窑洞里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1940年，毛泽东曾不无骄傲地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进步、发展与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落后、腐朽和黑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不但在无数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圣地延安的进步青年心中引起强烈震撼，也同样给诸多到访的社会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年5月，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来到延安。此前，重庆见闻令他极度失望。延安的窑洞，让陈嘉庚看到了与国民党“西安作风”完全不同的“延安作风”。在这里，毛泽东用自己种的白菜、豆角来招待客人，最名贵的菜不过是一味鸡汤。毛泽东还抱歉地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话语中蕴含的诚恳、亲切而又朴实无华之情，令陈嘉庚深为钦敬。他由此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本书希望通过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的奋斗历程这一视角，使读者加深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鱼水情深、血肉联系的感悟。“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这就是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后获得的最深刻的启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一部主任，研究员 黄修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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